今日吉安城，高楼林立，万家灯火；街道纵横，车水马龙。开放开发正酣，朝气活力勃发，振兴腾飞在望。吉安古城，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：古南塔上的箭镞，白鹭洲畔的文澜；青原山中的唐柏，钟鼓楼里的古钟；青石街头的隋砖唐瓦，螺子山麓的宋韵明风......无不散发出庐陵文化的醉人芳馨。我们追溯历史的源流，描摹昔日的辉煌，为的是弘扬优秀文化，传承文明，继往开来，为建设新吉安激几分豪情，添几分自信，增几分责任，长几分干劲！
古城变迁
千里赣江，孕育和造就了吉安古城。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命大军沿赣江而上，开通了赣粤交界的大庾岭，征服了岭南，从此，赣江、永道被利用，始建庐陵县。唐代名相张九龄奉命开凿梅岭驿道，把崎岖的山路修成可平行5部车子的坦途。自秦至清朝中叶两千年间，赣江一直是沟通祖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称作黄金水道。千百年来，舟楫穿梭，帆樯竞发。从北往南溯流而上，过了峡江急流，水势开始平缓。到了螺山一带，地势格外开阔，河面比较宽畅，人们把赣江的这一段称作“螺川”。再往上行，便有浅滩，河面收缩。到了万安“十八滩”就更为惊险了。赣江西岸螺山以上地势稍高的地方，便成了南来北往的人最理想的落脚点。往上游去的，需要补充给养，蓄精养锐，好闯险途；顺水而下的，刚历限险，需平静一会，再浩荡前行。尤其是装载量重的船只，再向上难以航行，需把货御下一部分装小船上运。从上往下去的货物，如粮食、木材，到宽阔的江面需“集装”出发。于是，这里便成了航船的停泊处，成了物资的聚散地。于是，便有了交易，有了客栈，有了炊烟，有了市场，有了欢声笑语，有了寺观的暮鼓晨钟。这里的确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，上有神岗山，下有螺子山。两山虽然不高，只海拔一百多米，可在水边突兀而起，雄踞江头，亦显峻峭；确属易守难攻之地。在经商者眼中也是个理想之处，这里位于上至赣州下至鄱阳湖的中间地段，便于物资集散。这些优势，在天下很不平静，—群雄争霸的三国两晋时期，是十分重要的。东晋任庐陵郡太守的孔伦，很有眼光，在咸康八年(342年)，便下决心把庐陵郡的治所从吉水东北20里的石阳县址，搬迁到属高昌县地盘、白鹭洲旁的高岸处，筑城造宇，大兴土木。现孔家湾的地名就是那时留传下来的。
过了60年，这里是南朝梁家的天下。把高昌县并入石阳县，但郡治所未变。88年后的隋朝开皇十年（590年)，改庐陵郡为吉州，把石阳县改为庐陵县。州官便在今赵公塘一带建了个新的州城，称作隋城。又过了92年，到唐永淳元年（682年），地方官们认为赵公塘那里离赣江偏了一些，不太满意。为了显示李唐天下的气势，就把旧城废了，在现在的北门一带新建了州城，称作唐城。原址只留有余地下甘泉门地名和残存的青石街。新州城建有城墙，里面主要有官府、学宫。唐末、宋、元数百年屡有改建、扩建，但城内主要是行政管理和教育机构，工商业则向西南方向延伸，赣江边和后河两岸形成了商业区。到了明初，吉安府的都督朱政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，“城围九里，高二丈五尺，厚一丈二尺，城上置戍舍”(清同治《庐陵县志》)，设有五门：兴贤、永丰、迎恩、广丰(小东门)、嘉禾。门各有楼，楼有戍舍。后又加高了城墙，增筑了敌台，成为江南很有气势的雄城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旧城墙逐渐拆除，只留下许多有纪念意义的地名。
从东晋咸康年间开始，这里一直是庐陵郡、吉州、吉安路、府的治所，是赣中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在160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，遭受过灾难；有过萧条，更多的时间是繁荣发展。吉安城，是庐陵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也是古代文化荟萃之地。
尊贤重教
尊崇先贤，注重教化，是吉安古城延绵不衰的良好风气，也因此提高了古城的文化昂位，扩大了知名度，推动了庐陵文化的繁荣。自唐代中叶的著名忠烈大臣颜真卿贬为吉州司马广辟学舍、大兴斯文以来，庐陵文风逐步兴盛，宋明两代奇峰突起。吉州、吉州城内，英才汇聚，书香四溢。为适应科举的需要，宋代开始，吉州的教育属“两条腿”走路。一是官办的学宫，古称孔庙或文庙，是纪念场所和书院合一的机构；供士子们习礼求经；二是民办，就是民间出资办的书院、会馆、私塾等；有的书院办得较好，官府也会资助，为半官半民办性质。学宫、书院都是传授儒学经典之处，但书院的教学方式比较灵活，可以请“客座教授”讲学，师生可以探讨问题，学术空气活跃。宋代绍定四年开始(1231年)，一个叫曾宏甫的乡绅在天华山下办了所凤山书院，集邑中俊秀于其中，把自家的田划出一部分资助。宋淳祜元年(1241年)，任吉州知州的江万里创建白鹭洲书院。在“庐陵硕儒”欧阳守道的管理下，白鹭洲书院很快成为江西一流，全国有名的“高等学府”。培育了文天祥、刘辰翁等众多才俊。历任“山长”的，均为很有声望和才学的大儒名师。在书院讲过学的，多为当时有名的学者。以后600多年间．白鹭洲书院几度搬迁、屡毁屡建，但一直是庐陵人心中的教育圣殿。其中的名胜云章阁、风月楼、古吉台、文山亭也一直是来吉安的客人游览瞻仰之处。许多文人墨客，留下了优美的诗文。在明、清，吉安有两所会馆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。一是城西（现高峰坡一带）的西原会馆，在唐代吉州司户杜审言所建诗社之处改建。明隆庆年间，由当年的名儒王时槐、陈嘉谟创办，主要是交流学问，畅谈思想。每年九月为大会，三、六、十二月为小会，各地的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，进行学术探讨，内容不外乎理学之类。二是明代的正德年间，庐陵知县王阳明同子弟们在青原山讲“良知之学”，王阳明离任后，他的得力门生安福入邹守益等组织了“青原会”。春秋两季，吉安邻近5郡的土大夫们汇聚一堂，还吸引了江南甚至北方的王门学子，一同探讨“阳明心学”，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。讲学、参学的人多了,就置了学田。清初由名士施闰章恢复会讲，修建青原会馆。清代，吉安府城先后兴建了石阳、书院、阳明书院等10余所。吉州城书院、会馆的兴盛，为培育
庐陵学子的创造精神和他们成就伟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官府对施行教化的重要阵地学宫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。吉州城内的州(府)学和县学学宫建筑气势恢宏，可与官府衙门相媲美，而且环境还显得更清幽典雅。宋庆历四年(1044年)，知州李宽将原在州城西北的夫子庙迁于城西南，改建为州学学宫(建国后在旧址上建地区行署机关)。历代对学宫进行了改建扩建，配套设施日趋完善，主体建筑红墙黄瓦，飞檐翘角，雕栏画栋，巍峨宏伟，庄重清雅。庐陵县学学宫同时建于州城内(现市一中运动场西侧)。州、县学宫里，都有大成殿、明伦堂、崇圣殿、尊经阁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文昌宫(进士堂)等建筑，走进去，给人一种肃穆而幽雅的感觉。
古城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不管是学宫书院，还是游览纪念场所，都注意以庐陵先贤的事迹来教育感化后人，使人们能见贤思齐，象先贤那样做人治学。学宫书馆里的乡贤祠、名宦祠、进士堂、科第题名碑之类就是起这样的作用。庐陵历史上著名的“五忠一节”等知名人士，便是供奉纪念的对象。如纪念欧阳修的欧公祠、“六一”祠，纪念胡铨的胡忠简祠、纪念周必大的周益国公祠，纪念文天祥的文山祠、文丞相忠义祠等等。忠厚仗义的庐陵人，对历代到庐陵任职者之中爱民的州官、县官，也立祠以表感谢与纪念。如颜真卿、江万里、王阳明等都有祠堂祭祀。这些文化设施，起着引导人们向善、走正道的作用，也增加了古城崇尚气节和儒雅的文化氛围。这些纪念场所，历经人祸天灾，逐渐毁坏。但尊贤重教的风气，却仍“绵绵无绝期”。
商贸重镇
赣江水道开发后，地处江西腹地的庐陵，面貌不断变化，成为江南的富庶之地。中原地带战乱频发，庐陵所受的战祸较少，相对安宁。唐末“安史之乱”、北宋末：“靖康之难”期间，大量的北民南迁，庐陵便大开山门，广纳移民，吸收新的思想、技艺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。吉安古城便成了赣中经济的龙头和中心，唐代，是全国32个重要城市之一。庐陵县籍的南宋著名学者、词人刘辰翁在《习溪桥记事》一文中，对城里的热闹景象作了描述：“歌钟列妓，长街灯火，饮者争席，定场设贾，呵道而后能过。”明、清时期，沿江街和后河边，店铺商楼鳞次栉比，丝线街、萝卜巷、草鞋街、瓷器街、米市等专业市场人群熙熙攘攘。吉泰盆地是著名的粮仓，江西每年漕运至京都的贡粮百多万石，吉州占三、四成。为了便于漕运，宋朝廷在城东南江边设了定点大型造船厂，由官府派监官督造，还分派200名士卒与工匠一同造船，每只船装载量为500石，约30吨，如此庞然大物，每年造500多艘，平均每2天多就要造一艘，占当时全国造船量的六分之一，称得上是国家级的“重工业基地”。由此，而带动了木材产销、运输、餐饮服务业的兴起，民间粮食交易，也在城中火热起来。城南10多里外的永和吉州窑，是唐宋时闻名天下的大型陶瓷生产场所，产品销往海内外。古城便成了大量陶瓷购销、交易中心和商贾的栖息处。最繁忙的是江边的几个大码处，粮油、木竹制品、麻、瓷等等产品“集装”上船；四面八方商品搬运上岸散往各处。于是，沿江街上，旅舍茶肆接踵比肩；于是，有了福建人解思乡之苦的大榕树，有了系木排缆绳的“马缆塔”，有了慰籍心灵的金牛寺、南塔寺、五岳观。清代中叶以前，这里一直是江南经济重镇。
吉安古城，千百年来被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浩然正气所激荡，被欧阳修所倡的豪健晓畅文风所熏染，诞生了一批批忠烈名臣，走出了一代代文坛骁将，留下了一处处名胜古迹；飘荡过朱熹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等儒学大师传经布道的声音，散发过苏轼、黄庭坚、辛弃疾等文学巨匠泼洒的墨香，一砖一瓦，都浸染着儒雅和文明。吉安，又是一座敢于抗争，追求光明的古城：曾锻造唐末黄巢义军的刀剑，曾传响元末红巾军的呐喊，曾擂起明末张献忠义军的战鼓，曾飘扬刘同升反清复明的大旗，曾燃烧太平天国雄师点燃的战火。70年前，这里卷起了“十万工农下吉安”的红色风暴，留下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伟人的足迹。文雅之风，刚烈之气，成为这里的文化主流，代代流传。
